約會暴力﹣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節錄自:約會暴力導讀,遠流出版社)

十年來我們也發現到，對於約會強暴的受害者而言，常因為與加害人是男女朋友的關係，女性經常被認為是可以被侵犯的；或因為已經同意與男朋友牽手或接吻，於是被認定為可以進一步發展性行為，而忽略女性本身的意願。這個現象在以男性為社會主流的台灣社會，更是容易發生。


　　本書第13章談到約會強暴就像是守門員與進攻者的關係，男性經常以一種進攻的方式來看待男女感情，並以進球得分為目標；再加上同儕間的仿效與競賽的效應，於是更催化約會強暴的合理性。女性在男女關係中經常追求被保護與被照顧的角色，依順成為獲得糖吃的先決條件，然而在守門與依順之間，女性心中便產生交戰，不知道應該如何決定。倘若進攻者採以其他迂迴招數，如勸說、脅迫、甜言蜜語的保證等，則約會強暴的事件往往因而發生。


　　從我們服務約會暴力受害者的經驗中發現，本土個案的故事很多與本書前十章所陳述的血淚故事相仿，我們同樣看到了幾個現象：


　 　(1)受害者與施暴者之間產生難以分離的羈絆。在我們的個案當中，前來求助的婦女經常都是被打了好幾次以上的，然而即使在尋求協助後，也不見得就願意離開加害人。在經常被毆打的歷程裡，婦女不自覺的「習得無助感」，她們漸漸會產生無力感，並認為自己不管做什麼努力也無法改變現狀。這種現象的心理機制即是本書中第15章所提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受虐者會發展出與施虐者合而為一的生存策略，他們之間產生一種難以割捨的羈絆，甚至受暴者的價值是要透過施暴者的虐待行為才會存在。這個現象也足以解釋暴力是週而復始的循環，經過壓力期、爭執期與暴力期之後，便會接著出現蜜月期。就像本書第６章的作者所描述的，她的男朋友將她打得頭破血流之後，便會滿懷歉意的討好她，讓整個病房充滿了花與寫著「我永遠的愛」的卡片。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所呈現的徵兆之一：受害者對施虐者的略施小惠，感激得五體投地。


　　(2)暴力的本質是權力的行使，是具操控性的。我們發現受虐者與施虐者之間的權力是不平均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受虐者經常是居於權力關係中劣勢地位的女性；男性便透過暴力的方式意圖達到制服與控制女性的目的，以再度鞏固他個人的權力地位。本書第11章也提到「因為男性權威及優越情結的性別主義意識型態，更強化了男性使用暴力的行為」。


　　(3)社會文化因素是造成暴力的間接殺手。就台灣而言，家庭暴力的問題經常只被當作家務事一般的看待，更遑論在非婚姻關係中的暴力。由於國人對於親密關係間的暴力多採「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態度，以至於造成整個社會與文化對於家庭暴力事件的容許。親密關係中的暴力經常被扭曲成愛的表現或是合法的教訓，因此暴力就像是有了一張免死金牌一樣並不會得到懲罰。社會文化因素就像是暴力的白手套，我們的社會缺乏家庭暴力方面的防治措施與制裁施暴者的法令，以至於整個社會生態呈現縱容家庭暴力的現象。


　　從法律的層面來看，我國目前並沒有直接規範約會暴力的法令；但針對刑事責任而言，可以引用的相關法條諸如刑法妨害風化罪章、恐嚇罪、傷害罪等。過去台灣也沒有保護強暴受害者或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立法，不過令人欣慰的是現代婦女基金會所積極推動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終於在民國85年12月31日在立法院通過三讀程序，讓我們近十年來的努力有了重大的展獲。這部法律相當於美國的強姦被害人保護法，條文中明訂保障被害者的權益並積極加強防治教育。前文中提及社會文化因素是暴力的白手套，乃由於過去我們的社會並沒有相關的立法，以至於一再縱容性暴力的問題，性暴力受害者更是社會制度的受害者；現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後，等於證明社會文化是站在保護性暴力受害者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