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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討論] 界定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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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晴 發表於 2013-6-18 13:10:13 |顯示全部樓層
二、攻擊者認同——精神分析的泛客體派解釋模型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以其獨特的心理表徵引起了心理學家的關注,並在解釋這一心理現象時往往會引用精神分析的理論資源。 就筆者查閱的資料顯示,目前多數解釋模型還是更多的援引經典精神分析理論或費爾貝恩的理論,停留在“攻擊者認同”這一經典模型的層面。 而之所以本小結將其稱為精神分析的“泛客體派”解釋模型,是因為無論經典理論還是費爾貝恩理論均以客體指向為其理論的後設前提,而未能從深層的自體結構加以探究,本文即嘗試性的就這一視角加以探索。
本小節先簡要回顧一下前兩種理論模型對這一心理現象的解釋。

  1、 經典精神分析理論(1)認同與攻擊者認同
討論“攻擊者認同”,必須首先了解“認同”的概念,雖然弗洛伊德以及後來的精神分析師們不斷的補充這一概念的範疇,但了解其基本內涵還是必要的,本文將在必要的時候間要區分一下認同的種類。 弗洛伊德認為,認同指“一種心理過程,主體藉此擬同他者的一個面向、特質、屬性,並以他者為模範,將自我作全部或部分的改變。經由一系列的認同,人格得以構成與分化”⑶。 斯德哥爾摩患者對營救當局的敵對行為,實際上正是由對綁架者(攻擊者)的認同所導致的行為。
認同在自我和人格發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弗洛伊德指出,“傾向於變成環境中的客體,是個體與客體關係的重要部分”⑷,尤其在早年,這裡所指的認同,接近於“原認同”的概念,即原始的、初級的、對客體情感依附的模式。 認同在人的一生中持續存在,只不過成年以後多以潛意識的形式表現。 因此,認同對於人格的形成和塑造起著關鍵作用。 有讀者會問,何以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認同依然會發揮作用?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以參看個體嬰幼兒的心理動力學分析。 弗洛伊德認為,當嬰兒通過客體體驗到滿足時,就對客體投注了,對於那些不能從中得到愉快和滿足的客體,只要它持續存在於環境之中,嬰兒也會逐漸對它發展出感興趣來。 在斯德哥爾摩情境下,雖然患者長期處於惡劣的環境下,但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卻時而得到滿足,在此,同客體(攻擊者)的持續的關係只能逐漸發展起來,同時,患者的人格被重構,起碼是暫時的,我們可以稱其為“去人格化”的過程。 讀者可能再問,被綁架或被迫害的也有成人,何以表現出與嬰幼兒相似的心理機制? 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需要進一步探討“攻擊者認同”的概念。
對“認同”概念的理解不僅有利於理解“攻擊者認同”,而且對從自體的角度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非常重要,這個我們後文再提及(注1)。
攻擊者認同是指“安娜•弗洛伊德所分析描述過的一種防禦機制,指主體面對外在危險時認同於攻擊者,或將侵略原樣不改地承受下來,或在身體上或精神上模仿攻擊者個人,或採納指明攻擊者勢利的某些象徵物”⑸。 但實際上,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的定義只能說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表現的攻擊性的一面,而無法解釋何以被綁架者表現出的對施暴者的絕對的服從以及積極的情感。
對這一現像有著深刻解釋的,是費倫齊1932年就已提出的對攻擊者認同的界定。 他在研究童年有過被虐經歷的成人病人的記憶時,發現“被失去控制的成人嚇壞的孩子,會自動地將它們自己從屬於攻擊他們的成年人,猜測成年人的每一個願望,並且使其滿意,同時,完全忘記或忽略自己的存在,與攻擊者認同”⑹,費倫齊認為這種內在的改變由於“內攝”(成人的罪惡感)機制的參與才形成,並伴隨著創傷。 費倫齊觀察到創傷中發生的“隔離創傷”和“情緒放棄”的心理過程,這完全可以解釋斯德哥爾摩患者在人格上發生的某種程度的解離以及對施暴者的絕對認同現象。
需要補充的是對創傷的探討。 費倫齊所提到的創傷就其語境更接近於弗氏早年的“創傷”概念,但筆者認為,在解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心理現像中,創傷的概念更適合用弗氏晚年在《禁制、症狀與焦慮》一文中的描述,即產生無助狀態的焦慮之創傷,雖說無助特指嬰幼兒完全依賴他人滿足其需求的狀態,對成人而言,無助狀態是產生焦慮之創傷情境的原型,並很容易在斯德哥爾摩情境下通過退行而被激活。 由於斯德哥爾摩現象的大量存在,使得我們大大拓寬了對創傷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費倫齊對攻擊者認同概念的界定,比安娜•弗洛伊德的更具有彈性和廣泛性,也對後來費爾貝恩的模型有借鑒的作用。 簡單來說,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可以被視為“創傷性的攻擊者認同”。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形成的前3個條件,是讓個體產生創傷條件下的無助感,並通過退行被激活,而條件2和條件4,則關係著認同的形成,並合力對個體造成一種暫時性(或持久性的)“去人格化”過程。 這4個條件中其實還隱含著另一個更為本質的前提:即時間的維度,因個體差異的不同,對個體心靈結構造成的損害也有所不同。

  2、費爾貝恩的模型
費爾貝恩主要研究自我和各種被內化了的客體的內部關係,以及研究在個體與外部客體(現實中的人)關係中,這些內部關係如何發揮作用的,因而在理論上能更加完美的解釋攻擊者認同的心理機制。
費爾貝恩認為人對關係的需要是根本的,在人格結構的構建過程中,出生時的自我是完整的,但隨後在一系列必要的挫折和創傷下進入到一種分裂狀態。 挫折意味著關係的切斷或阻礙,嬰兒對挫敗的響應是攻擊及把有問題的客體攝入或內化。  “正常的情況下,孩童可能的話都會拒斥外在世界中那讓人挫敗的、壞的客體,但並不會有機會這麼做,不管它多麼地想拒斥壞客體(諸如會懲罰或虐待、爭吵或打架的壞父母),孩童是無法遠離開他們的。它需要父母而且依賴他們。因此,為了要能控制他們,孩童必須內化他們。一旦內化完成,這些客體在孩童的內在世界中乃能繼續保有掌控大權”⑺。
孩童試圖防衛自己以對抗或潛抑這些壞的感受、壞的經驗以及壞的客體。 這些內在壞客體以及和它們有關的自我之各部分都是內在心理結構,但不是屬於“中心自我”的自我結構。 中心自我是和外在世界的真實人們相互關聯。 這些壞的感受和經驗部分被潛抑至無意識層面並繼續被分裂為兩種亞結構,一種是那些被逐出中心自我而急於需要滿足且具有強烈需求動力的自我與那些一直在引誘的部分配對成“利比多自我—興奮客體”亞結構,另一種是拒斥性的、挫敗性的面向以及與之衍生出的具有憤怒、攻擊性的自我配對成“反利比多自我—拒斥客體”亞結構,由於每一種亞結構均具有能量,並能獨自運作,因此“反利比多自我—拒斥客體”單元則會對“利比多自我—興奮客體”單元進行繼發的潛抑。  “反利比多自我—拒斥客體”亞結構實際上扮演了超我的角色,恰是因為孩童無法適應或接受一個危險的、真實的外部環境,而不得不內攝將其轉變成內在可控的心理環境,為保住外在環境的安全感而付出的代價則是內在的衝突和焦慮。
因此,兒童壞的客體已經被內化和壓抑,兒童寧願壞的是他自己,而不期望有壞的客體或出於壞的狀態。 兒童想變壞的動機,是想使他自己的客體是“好的”。 在斯德哥爾摩情境中,由於退行作用,個體為了尋求外部安全感而激活內攝的壞客體,自我為內部迫害者所支配,引起個體對自己壞的感覺及壞的行為。 體現在斯德哥爾摩情境下的便是,個體不會覺得綁架者是壞的,而認為自己應該受到這樣的待遇,這種感覺達到與壞的客體認同的程度,直至“愛上”綁架者,拒絕營救,因為如果接受營救,實則承認外部客體的壞,這是在無助狀態下的個體所無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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